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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:徙

最近更新:2017-11-14 来源:纯素

内容概要:

1. 他也曾挂牌行医看眼科。

2. 嫖客中的才子同时还写了一些很香艳的诗来咏这些“花”。

3. 每逢“纪念周”,每天上课前的“朝会”,放学前的“晚会”,开头照例是唱“党歌”,最后是唱校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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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溟有鱼,其名为鲲。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;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,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,海运则将徙于南溟。

——《庄子·逍遥游》

很多歌消失了。

许多歌的词、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。

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,别人都不知道。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。

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。他们多数已经是过六十的人了。他们之中不少人还记得母校的校歌,有人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。

西挹神山爽气,

东来邻寺疏钟,

看吾校巍巍峻宇,

连云栉比列其中。

半城半郭尘嚣远,

无女无男教育同。

桃红李白,

芬芳馥郁,

一堂济济坐春风。

愿少年,

乘风破浪,

他日毋忘化雨功!

每逢“纪念周”,每天上课前的“朝会”,放学前的“晚会”,开头照例是唱“党歌”,最后是唱校歌。一个担任司仪的高年级同学高声喊道:“唱——校——歌!”全校学生,三百来个孩子,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,拼足了力气,高唱起来。好像屋上的瓦片、树上的树叶都在唱。他们接连唱了六年,直到毕业离校,真是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。说不定临死的时候还会想起这支歌。

歌词的意思是没有人解释过的。低年级的学生几乎完全不懂它说的是什么。他们只是使劲地唱,并且倾注了全部感情。到了四五年级,就逐渐明白了,因为唱的次数太多,天天就生活在这首歌里,慢慢地自己就琢磨出来了。最先懂得的是第二句。学校的东边紧挨一个寺,叫做承天寺。承天寺有一口钟。钟撞起来嗡嗡地响。“神山爽气”是这个县的“八景”之一。神山在哪里,“爽气”是什么样的“气”,小学生不知道,只是无端地觉得很美,而且有一种神秘感。下面的歌词也朦朦胧胧地理解了:是说学校有很多房屋,在城外,是个男女合校,有很多同学。总的说来是说这个学校很好。十来岁的孩子很为自己的学校骄傲,觉得它很了不起,并且相信别的学校一定没有这样一首歌。到了六年级,他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。毕业典礼上(这是他们第一次“毕业”),几位老师们讲过了话,司仪高声喊道:“唱——校——歌!”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唱这支歌了。他们唱得异常庄重,异常激动。玻璃一样的童声高唱起来:

西挹神山爽气,

东来邻寺疏钟……

唱到“愿少年,乘风破浪,他日毋忘化雨功”,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。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。这是这首歌的立意所在,点睛之笔,其余的,不过是敷陈其事。从语气看,像是少年对自己的勖勉,同时又像是学校老师对教了六年的学生的嘱咐。一种遗憾、悲哀而酸苦的嘱咐。他们知道,毕业出去的学生,日后多半是会把他们忘记的。

毕业生中有一些是乘风破浪,做了一番事业的;有的离校后就成为泯然众人,为衣食奔走了一生;有的,死掉了。

这不是一支了不起的歌,但很贴切。朴朴实实,平平常常,和学校很相称。一个在寺庙的废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学,又能写出多少诗情画意呢?人们有时想起,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,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,冬青树,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,上课下课的钟声,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……

校歌的作者是高先生,有些人知道,有些人不知道。

先生名鹏,字北溟,三十后,以字行。家世业儒。祖父、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,靠当塾师、教蒙学,以维生计。三代都住在东街租来的一所百年老屋之中,临街有两扇白木的板门,真是所谓寒门。先生少孤。尝受业于邑中名士谈甓渔,为谈先生之高足。

这谈甓渔是个诗人,也是个怪人。他功名不高,只中过举人,名气却很大。中举之后,累考不进,无意仕途,就在江南江北,沭阳溧阳等地就馆。他教出来的学生,有不少中了进士,谈先生于是身价百倍,高门大族,争相延致。晚年惮于舟车,就用学生谢师的银子,回乡盖了一处很大的房子,闭户著书。书是著了,门却是大开着的。

他家门楼特别高大。为什么盖得这样高大?据说是盖窄了怕碰了他的那些做了大官的学生的纱帽翅儿。其实,哪会呢?清朝的官戴的都是顶子,缨帽花翎,没有帽翅。地方上人这样的口传,无非是说谈老先生的阔学生很多。这座大门里每年进出的知县、知府,确实不在少数。门楼宽大,是为了供轿夫休息用的。往年,两边放了极其宽长的条凳,柏木的凳面都被人的屁股磨得光光滑滑的了。谈家门楼巍然突出,老远的就能看见,成了指明方位的一个标志,一个地名。一说“谈家门楼”东边,“谈家门楼”斜对过,人们就立刻明白了。谈甓渔的故事很多。他念了很多书,学问很大,可是不识数,不会数钱。他家里什么都有,可是他愿意到处闲逛,到茶馆里喝茶,到酒馆里喝酒,烟馆里抽烟。每天出门,家里都要把他需用的烟钱、茶钱、酒钱分别装在布口袋里,给他挂在拐杖上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杖头钱”。他常常傍花随柳,信步所之,喝得半醉,找不到自己的家。他爱吃螃蟹,可是自己不会剥,得由家里人把蟹肉剥好,又装回蟹壳里,原样摆成一个完整的螃蟹。两个螃蟹能吃三四个小时,热了凉,凉了又热。他一边吃蟹,一边喝酒,一边看书。他没有架子,没大没小,无分贵贱,三教九流,贩夫走卒,都谈得来,是个很通达的人,然而,品望很高。就是点过翰林的李三麻子远远从轿帘里看见谈老先生曳杖而来,也要赶紧下桥,避立道侧。他教学生,教时文八股,也教古文诗赋,经史百家。他说:“我不愿谈甓渔教出来的学生,如郑板桥所说,对案至不能就一札!”他大概很会教书,经他教过的学生,不通的很少。

谈老先生知道高家很穷,他教高先生书,不受修金。每回高先生的母亲封了节敬送去,谈老先生必亲自上门退回,说:

“老嫂子,我与高鹏的父亲是贫贱之交,总角之交,你千万不要这样!我一定格外用心地教他,不负故人。高鹏的天资,虽只是中上,但很知发奋。他深知先人为他取的名、字的用意。他的诗文都很有可观,高氏有子矣。北溟之鹏终将徙于南溟。高了,不敢说。青一衿,我看,如拾芥耳。我好歹要让他中一名秀才。”

果然,高先生在十六岁的时候,高高地中了一名秀才。众人说:高家的风水转了。

不想,第二年就停了科举。

废科举,兴学校,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。有人投河跳井,有人跑到明伦堂去痛哭。就在高先生所住的东街的最东头,有一姓徐的呆子。这人不知应考了多少次,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。平常就有点迂迂磨磨,颠颠倒倒。说起话满嘴之乎者也。他老婆骂他:“晚饭米都没得一颗,还你妈的之乎——者也!”徐呆子全然不顾,朗吟道:“之乎者也矣焉哉,七字安排好秀才!”自从停了科举,他又添了一宗新花样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或不是正日,而受了老婆的气,邻居的奚落,他就双手捧了一个木盘,盘中置一香炉,点了几根香,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。穿着油腻的长衫,靸着破鞋,一边走,一边念。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,步履忽快忽慢;词句的抑扬顿挫,声音时高时低。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,摇头晃脑,昂首向天,面带微笑,如醉如痴,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,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。一直念到两颊绯红,双眼出火,口沫横飞,声嘶气竭。长歌当哭,其声冤苦。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,叫做“哭圣人”。

他这样哭了几年,一口气上不来,死在街上了。

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,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过来,哭过去。他恍恍惚惚觉得,哭的是他自己。

功名道断,高北溟怎么办呢?

头二年,他还能靠笔耕生活。谈先生还没有死。有人求谈先生的文字,碑文墓志,寿序挽联,谈先生都推给了高先生。所得润笔,尚可飦粥。谈先生寿终,高北溟缌麻服孝礼致哀写了一篇长长的祭文,泣读之后,忧心如焚。

他也曾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,开设私塾教几个小小蒙童,教他们读三(字经)、百(家姓)、千(字文),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。然而除了少数极其守旧的人家,都已经把孩子送进学校了。他也曾挂牌行医看眼科。谈甓渔老先生的祖上本是眼科医生。他中举之后,还偶尔为人看眼疾。他劝高鹏也看看眼科医书,给他讲过平热泻肝之道。万一功名不就,也有一技之长,能够糊口。可是城里近年害眼的不多。有患赤红火眼的,多半到药店里买一副鹅瓴眼药(装在一根鹅毛瓴管里的红色的眼药),清水化开,用灯草点进眼内,就好了。眼科,不像“男妇内外大小方脉”那样有“走时”的时候。文章不能锅里煮,百无一用是书生,一家四口,每天至少要升半米下锅,如之何?如之何?”

正在囊空咄咄,百无聊赖,有一个平素很少来往的世交沈石君来看他。沈石君比高北溟大几岁,也曾跟谈甓渔读过书,开笔成篇以后,到苏州进了书院。书院改成学堂,革命、“光复”……他就成了新派,多年在外边做事。他有志办教育,在省里当督学。回乡视察了几个小学之后,拍开了高家的白木板门。他劝高北溟去读两年简易师范,取得一个资格,教书。

读师范是被人看不起的。师范不收学费,每月还可有伙食津贴,师范生被人称为“师范花子”,但这在高北溟是一条可行的路,虽然现在还来入学读书,岁数实在太大些了。好在同学中年纪差近的也还有,而且“简师”只有两年,一晃也就过去了。

简师毕业,高先生在“五小”任教。

高先生有了职业,有了虽不丰厚但却可靠的收入,可以免于冻饿,不致像徐呆子似的死在街上了。

按规定,简师毕业,只能教初、中年级,因为高先生是谈甓渔的高足,中过秀才,声名藉藉,叫他去教“大狗跳,小狗叫,大狗跳一跳,小狗叫一叫”,实在说不过去,因此,破格担任了五、六年级的国文。即使是这样,当然也还不能展其所长,尽其所学。高先生并不意满志得。然而高先生教书是认真的。讲课、改作文,郑重其事,一丝不苟。

同事起初对他很敬重,渐渐地在背后议论起来,说这个人的脾气很“方”。是这样。高先生落落寡合,不苟言笑,不爱闲谈,不喜交际。他按时到校,到教务处和大家略点一点头,拿了粉笔、点名册就上教室。下了课就走。有时当中一节没有课,就坐在教务处看书。小学教师的品类也很杂。有正派的教师;也有头上涂着司丹康、脸上搽着雪花膏的纨绔子弟;戴着瓜皮秋帽、留着小胡子,琵琶襟坎肩的纽子挂着青天白日徽章,一说话不停地挤鼓眼的幕僚式的人物。他们时常凑在一起谈牌经,评“花榜”,交换庸俗无聊的社会新闻,说猥亵下流的荤笑话。高先生总是正襟危坐,不作一声。同事之间为了“联络感情”,时常轮流做东,约好了在星期天早上“吃早茶”。这地方“吃早茶”不是喝茶,主要是吃各种点心——蟹肉包子、火腿烧麦、冬笋蒸饺、脂油千层糕。还可叫一个三鲜煮干丝,小酌两杯。这种聚会,高先生概不参加。小学校的人事说简单也简单,说复杂也挺复杂。教员当中也有派别,为了一点小小私利,排挤倾轧,勾心斗角,飞短流长,造谣中伤。这些派别之间的明暗斗争,又与地方上的党政权势息息相关,且和省中当局遥相呼应。千丝万缕,变幻无常。高先生对这种派别之争,从不介入。有人曾试图对他笼络(高先生素负文名,受人景仰,拉过来是个“实力”),被高先生冷冷地拒绝了。他教学生,也是因材施教,无所阿私,只看品学,不问家庭。每一班都有一两个他特别心爱的学生。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,其实不是这样,只是他对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,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,时常摸着学生的头,拉着他的手,满脸含笑,问长问短。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。他讲书,眼睛首先看着这一两个学生,看他们领会了没有。改作文,改得特别仔细。听这一两个学生回讲课文,批改他们的作文课卷,是他的一大乐事。只有在这样的时候,他觉得不负此生,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。对于平常的学生,他亦以平常的精力对待之。对于资质顽劣,不守校规的学生,他常常痛加训斥,不管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还是什么党部委员。有些话说得比较厉害,甚至侵及他们的家长。因为这些,校中同事不喜欢他,又有点怕他。他们为他和自己的不同处而忿忿不平,说他是自命清高,沽名钓誉,不近人情,有的干脆说:“这是绝户脾气!”

高先生没有儿子,只有两个女儿。

高先生性子很急,爱生气。生起气来不说话,满脸通红,脑袋不停地剧烈地摇动。他家世寒微,资格不高,故多疑。有时别人说了一两句不中听的话,或有意,或无意,高先生都会多心。比如有的教员为一点不顺心的事而牢骚,说:“家有三担粮,不当孩子王!我祖上还有几亩薄田,饿不死。不为五斗米折腰,我辞职,不干了!”——“老子不是那不花钱的学校毕业的,我不受这份窝囊气!”高先生都以为这是敲打他,他气得太阳穴的青筋都绷起来了。看样子他就会拍桌大骂,和人吵一架,然而他强忍下了,他只是不停地剧烈地摇着脑袋。

高先生很孤僻,不出人情,不随份子,几乎与人不通庆吊。他家从不请客,他也从不赴宴。他教书之外,也还为人写寿序,撰挽联,委托的人家照例都得请请他。知单送到,他照例都在自己的名字下书一“谢”字。久而久之,都知道他这脾气,也就不来多此一举了。

他不吃烟,不饮酒,不打牌,不看戏。除了学校和自己的家,哪里也不去,每天他清早出门,傍晚回家。拍拍白木的板门,过了一会,门开了。进门是一条狭长的过道,砖缝里长着扫帚苗,苦艾,和一种名叫“七里香”其实是闻不出什么气味,开着蓝色的碎花的野草,有两个黄蝴蝶寂寞地飞着。高先生就从这些野草丛中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去,走进里面一个小门,好像走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,高大的背影消失了。木板门又关了,把门上的一副春联关在外面。

高先生家的春联都是自撰的,逐年更换。不像一般人家是迎祥纳福的吉利话,都是述怀抱、舒愤懑的词句,全城少见。

这年是辛未年,板门上贴的春联嵌了高先生自己的名字:

辛夸高峙桂,未徙北溟鹏。

也许这是一个好兆,“未徙”者“将徙”也。第二年,即壬申年,高北溟竟真的“徙”了。

这县里有一个初级中学。除了初中,还有一所初级师范,一所女子师范,都是为了培养小学师资的。只有初中生,是准备将来出外升学的,因此这初中俨然是本县的最高学府。可是一向办得很糟。名义上的校长是李三麻子,根本不来视事。教导主任张维谷(这个名字很怪是个出名的吃白食的人。他有几句名言:“不愿我请人,不愿人请我,只愿人请人,当中有个我”。人品如此,学问可知。数学教员外号“杨半本”,他讲代数、几何,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,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。历史教员姓居,是个律师,学问还不如高尔础。他讲唐代的艺术一节,教科书上说唐代的书法分“方笔”和“圆笔”,他竟然望文生义,说方笔的笔杆是方的,圆笔的笔杆是圆的。连初中的孩子略想一想,也觉得无此道理。一个学生当时就站起来问:“笔杆是方的,那么笔头是不是也是方的呢?”这帮学混子简直是在误人子弟。学生家长,意见很大。到了暑假,学生闹了一次风潮(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的“学潮”)。事情还是从居大律师那里引起的。平日,学生在课堂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问他,他的回答总是“书上有”。到学期考试时,学生搞了一次变相的罢考。卷子发下来,不到五分钟,一个学生以关窗为号,大家一起把卷子交了上去,每道试题下面一律写了三个字:“书上有”!张维谷及其一伙,实在有点“维谷”,混不下去了。

教育局长不得不下决心对这个学校进行改组,否则只怕连他这个局长也坐不稳。

恰好沈石君因和厅里一个科长意见不合,愤而辞职,回家闲居,正在四处写信,托人找事,地方上人挽他出山来长初中。沈石君再三推辞,禁不住不断有人踵门劝说,也就答应了。他只提出一个条件;所有教员,由他决定。教育局长沉吟了一会,说:“可以。”

沈石君是想有一番作为的。他自然要考虑各种关系,也明知局长的口袋里装了几个人,想往初中里塞,不得不适当照顾,但是几门主要课程的教员绝对不能迁就。

国文教员,他聘了高北溟。许多人都感到意外。

高先生自然欣然同意。他谈了一些他对教学的想法。沈石君认为很有道理。

高先生要求“随班走”。教一班学生,从初一教到初三,一直到送他们毕业,考上高中。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,如垦生荒,重头来起,事倍功半。教书教人,要了解学生,知己知彼。不管学生的程度,照本宣科,是为瞎教。学生已经懂得的,再来教他,是白费;暂时不能接受的,勉强教他,是徒劳。他要看着、守着他的学生,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,一年有一年的进步。如同注水入瓶,随时知其深浅。他说当初谈老先生就是这样教他的。

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,自选教材。他说教的是书,教书的是高北溟。“只有我自己熟读,真懂,我所喜爱的文章,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,我才讲得好。”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,要有重点。他也讲《苛政猛于虎》、《晏子使楚》、《项羽本纪》、《出师表》、《陈情表》、韩、柳、欧、苏。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、归有光、郑板桥。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、都德的《磨坊文札》。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。一个学期内把《先妣事略》、《项脊轩志》、《寒花葬志》都讲了。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。课上讲了《卖炭翁》、《新丰折臂翁》,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。讲了一篇《潍县署中寄弟墨》,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、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。学生看了,很有兴趣。这种做法,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。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:有感慨,有性情,平易自然。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,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:人道主义。

他非常重视作文。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,是把文章写通。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,指出好处和不好处,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,或同学间互相改;交上来,他再改一遍,加总批,再发给学生,让学生自己誊一遍,留起来;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。他说,作文要如使船,撑一篙是一篙,作一篇是一篇。不能像驴转磨,走了三年,只在磨道里转。

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,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。一年级是《字形音义辨》,二年级是《成语运用》,三年级是《国学常识》。

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,大部分文字清通,知识丰富,他们在考高中,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,国文分数都比较高,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。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——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,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;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——人道主义,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,呜呼,先生之泽远矣!

(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。瓦片和树叶都在唱。)

高先生的家也搬了。搬到老屋对面的一条巷子里。高先生用历年的积蓄,买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。房屋虽也旧了,但间架砖木都还结实。天井里花木扶疏,苔痕上阶,草色入帘,很是幽静。

高先生这几年心境很好,人也变随和了一些。他和沈石君以及一般同事相处甚得。沈石君每年暑假要请一次客,对校中同仁表示慰劳,席间也谈谈校务。高先生是不须催请,早早就到的。他还备了几样便菜,约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员,在家里赏荷小聚。(五小的那位师爷式的教员听到此事,编了一条歇后语:“高北溟请客——破天荒”。)这几年,很少看到高先生气得脑袋不停的剧烈地摇动。

高先生有两件心事。

一件是想把谈老师的诗文刻印出来。

谈老先生死后,后人很没出息,游手好闲,坐吃山空,几年工夫,把谈先生挣下的家业败得精光,最后竟至靠拆卖房屋的砖瓦维持生活。谈老先生的宅第几乎变成一片瓦砾,旧池乔木,荡然无存。门楼倒还在,也破落不堪了。供轿夫休息的长凳早没有了,剩了一个空空的架子。里面有一算卦的摆了一个卦摊。条桌上放着签筒。桌前系着桌帷,白色的圆“光”里写了四个字:“文王神课”。算卦的伏在桌上打盹。这地方还叫做“谈家门楼”。过路人走过,都有不胜今昔之感,觉得沧海桑田,人生如梦。

谈老先生的哲嗣名叫幼渔。到无米下锅时,就到谈先生的学生家去打秋风。到了高北溟家,高先生总要周济他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五块。总不让他空着手回去。每年腊月,还得为他准备几斗米,一方腌肉,两条风鱼,否则这个年,幼渔师弟过不去。

高北溟和谈先生的学生周济谈幼渔,是为了不忘师恩,是怕他把谈先生的文稿卖了。他已经几次要卖这部文稿。买主是有的,就是李三麻子(此人老而不死)。高先生知道,李三麻子买到文稿,改头换面,就成了他的著作。李三麻子惯于欺世盗名,这种事干得出。李三麻子出价一百,告诉幼渔,稿到即付。

高先生狠了狠心,拿出一百块钱,跟谈幼渔把稿子买了。

想刻印,却很难。松华斋可以铅印,尚古山房可以雕板。问了问价钱,都贵得吓人,为高北溟力所不及。稿子放在架上,逐年摊晒。高先生觉得对不起老师,心里很不安。

另一件心事是女儿高雪的前途和婚事。

高先生的两个女儿,长名高冰,次名高雪。

高雪从小很受宠,一家子都惯她,很娇。她用的东西都和姐姐不一样。姐姐夏天穿的衣是府绸的。她穿的是湖纺。姐姐穿白麻纱袜,她却有两条长筒丝袜。姐姐穿自己做的布鞋,她却一会是“千底一带”,一会是白网球鞋,并且在初中二年级就穿了从上海买回来的皮鞋。姐姐不嫉妒,倒说:“你的脚好看,应该穿好鞋。”姐姐冬天烘黄铜的手炉,她的手炉是白铜的。姐姐扇细芭蕉扇,她扇檀香扇。东西也一样,吃鱼,脊梁、肚皮是她的(姐姐吃鱼头、鱼尾,且说她爱吃),吃鸡,一只鸡腿归她(另一只是高先生的)。她还爱吃陈皮梅、嘉应子、橄榄。她一个个吃。家务事也不管。扫地、抹桌、买菜、煮饭,都是姐姐。高起兴来,打了井水,把家里什么都洗一遍,砖地也洗一遍,大门也洗一遍,弄得家里水漫金山,人人只好缩着脚坐在凳子上。除了自己的衣服,她不洗别人的。被褥帐子,都是姐姐洗。姐姐在天井里一大盆一大盆,洗得汗马淋漓,她却躺在高先生的藤椅上看《茵梦湖》。高先生的藤椅,除了她,谁也不坐,这是一家之主的象征。只有一件事,她乐意做:浇花。这是她的特权,别人不许浇。

高先生治家很严,高师母、高冰都怕他。只有对高雪,从未碰过一指头,在外面生了一点气,回来看看这个“欢喜团”,气也就消了。她要什么,高先生都依她。只有一次例外。

高雪初三毕业,要升学(高冰没有读中学,小学毕业,就在本城读了女师,已经在教书)。她要考高中,将来到北平上大学。高先生不同意,只许她报师范。高雪哭,不吃饭。妈妈和姐姐坐在床前轮流劝她。

“不要这样。多不好。爸爸不是不想让你向高处飞,爸爸没有钱。三年高中,四年大学,路费、学费、膳费、宿费,得好一笔钱。”

“他有钱!”

“他哪有钱呀!”

“在柜子里锁着!”

“那是攒起来要给谈老先生刻文集的。”

“干嘛要给他刻!”

“这孩子,没有谈老先生,爸爸就没有本事。上大学呢!你连小学也上不了。知恩必报,人不能无情无义。”

“再说那笔钱也不够你上大学。好妹妹,想开一点。师范毕业教两年,不是还可以考大学吗?你自己攒一点,没准爸爸这时候收入会更多一些。我跟爸爸说说,我挣的薪水,一半交家里,一半给你存起来,三四年下来,也是个数目。”

“你不用?”

“我?——不用!”

高雪被姐姐的真诚感动了,眼泪晶晶的。

姐姐说得也有理。国民党教育部有个规定,师范毕业,教两年小学,算是补偿了师范三年的学杂费,然后可以考大学。那时大学生里岁数大,老成持重的,多半曾是师范生。

“快起来吧!不要叫爸爸心里难过。你看看他:整天不说话,脑袋又不停地摇了。”

高雪虽然娇纵任性,这点清清楚楚的事理她是明白的。她起来洗洗脸,走到书房里,叫了一声:

“爸爸!”

并盛了一碗饭,用茶水淘淘,就着榨菜,吃了。好像吃得很香。

高先生知道女儿回心转意了,他心里倒酸渍渍的,很不好受。

高雪考了苏州师范。

高雪小时候没有显出怎么好看,没有想到,女大十八变,两三年工夫,变成了一个美人。每年暑假回家,一身白。白旗袍(在学校只能穿制服:白上衣,黑短裙),漂白细草帽,白纱手套,白丁字平跟皮鞋。丰姿楚楚,行步婀娜,态度安静,顾盼有光。不论在火车站月台上,轮船甲板上,男人女人都朝她看。男人看了她,敞开法兰绒西服上衣的扣,露出新买的时式领带,频频回首,自作多情。女的看了她,从手提包里取出小圆镜照照自己。各依年貌,生出不同的轻轻感触。

她在学校里唱歌、弹琴,都很出色。唱的歌是《茶花女》的《饮酒歌》,弹的是肖邦的小夜曲。

她一回本城,城里的女孩子都觉得自己很土。她们说高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派头。

有女儿的人说:“高北溟生了这样一个女儿,这个爸爸当得过!”

任何小城都是有风波的。因为省长易人,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县的人事。县长、党部、各局,统统来了一个大换班。公职人员,凡靠领薪水吃饭的,无不人心惶惶。

一县的人事更代,自然会波及到县立初中。

三十几个教育界人士,联名写信告了沈石君。一式两份,分送厅、局。执笔起草的就是居大律师。他虽分不清方笔、圆笔,却颇善于刀笔。主要的罪名是:“把持学政,任用私人,倡导民主,宣传赤化”。后两条是初中图书馆里买了鲁迅、高尔基的书,订了《生活周刊》,“纪念周”上讲时事。“任用私人”牵涉到高北溟。信中说:“简师毕业,而教中学,纵观全国,无此特例。只为同门受业,不惜破格躐等,遂使寰城父老疾首,而令方帽学士寒心。”指摘高北溟的教学是“不依规矩,自作主张,藐视部厅,搅乱学制”。

有人把这封信的底稿抄了一份送给沈石君。沈石君看了,置之一笑。他知道这个初中校长的位置,早已有人觊觎,自厅至局,已经内定。这封控告信,不过是制造一个查办的口实。此种官场小伎俩,是三岁小儿都知道的。和这些人纠缠,味同嚼蜡。何况他已在安徽找到事,毫无恋栈之心。为了给当局一个下马台阶,彼此不伤和气,他自己主动递了一封辞职书。不两天,批复照准。继任校长,叫尹同霖,原是办党务的。——新换上的各局首脑也都是清一色,是县党部的委员。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“以党治国”精神。没有等办理交代,尹同霖先来拜会了沈石君,这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面子,免得彼此心存芥蒂。尹同霖问沈石君有什么托咐,沈石君只希望他能留高北溟。尹同霖满口答应。

沈石君束装就道之前,来看了高北溟,说他已和同霖提了,这点面子料想他会给的,他叫高北溟不要另外找事,安心在家等聘书。

不料,快开学了,聘书还不下来。同时,却收到第五小学的聘书。聘书后盖着五小新校长的签名章:张维谷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他并未向张维谷谋过职呀。

高先生只得再回五小去教书。

高先生到教务处看看,教员大半还是熟人。他和大家点点头,拿了粉笔、点名册往教室里走。纨绔子弟和幕僚在他身后努努嘴,演了一出双簧。一个说: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,一个说: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。高北溟只当没有听见。

五年级有一个学生叫申潜,是现任教育局长的儿子,异常顽劣,上课时常捣乱。有一次他乘高先生回身写黑板时,用弹弓纸弹打人,一弹打在高先生的后脑勺上。高先生勃然大怒,把他训斥了一顿。不想申潜毫不认错,反而着眼睛看着高仙,眼睛里充满鄙视。他没有说一句话,但是高先生从他的眼睛里清清楚楚听得到:“你有什么了不起!我爸爸动一动手指头,你们的饭碗就完蛋!”高先生狂吼起来:“你仗你老子的势!你们!你们这些党棍子,你们欺人太甚!”他的脑袋剧烈地摇动起来。一堂学生被高先生的神气吓呆了,鸦雀无声。

谈甓渔的文搞没有刻印出来。永远也没有刻印出来的希望了。

高雪病了。

按规定,师范毕业,还要实习一年,才能正式任教。高雪在实习一年的下学期,发现自己下午潮热(同学们都看出她到下午两颊微红,特别好看),夜间盗汗,浑身没有力气。撑到学期终了,回了家,高师母知道女儿病状,说是:“可了不得!”这地方讳言这种病的病名,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。高先生请了汪厚基来给高雪看病。

汪厚基是高先生最喜欢的学生,说他“绝顶聪明”。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各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。全县的作文比赛,书法比赛,他都是第一名。他临毕业的那年,高先生为人撰了一篇寿序。经寿翁的亲友过目之后,大家商量请谁来写。高先生一时高兴,推荐了他这个得意的学生。大家觉得叫一个孩子来写,倒很别致,而且可以沾一沾返老还童的喜气,就说不妨一试。汪厚基用多宝塔体写了十六幅寿屏,字径二寸,笔力饱满。张挂起来,满座宾客,无不诧为神童。高先生满以为这个学生一定会升学,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。他家里开爿米店,家道小康,升学没有多大困难。不想他家里决定叫他学医——学中医。高先生听说,废书而叹,连声说:“可惜,可惜!”

汪厚基跟一个姓刘的老先生学了几年,在东街赁了一间房,挂牌行医了。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个中医。中医宜老不宜少,而且最好是行动蹒跚,相貌奇古,这样病家才相信。东街有一个老中医就是这样。此人外号李花脸,满脸的红记,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的哆呢夹袍,黑羽纱马褂,说话是个囔鼻儿,浑身发出樟木气味,好像本人也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。汪厚基全不是这样,既不弯腰,也不驼背,英俊倜傥,衣着入时,像一个大学毕业生。他开了方子,总把笔套上。中医开方之后,照倒不套笔,这是一种迷信,套了笔以后就不再有人找他看病了。汪厚基不管这一套,他会写字,爱笔。他这个中医还订了好几份杂志,并且还看屠格涅夫的小说。这些都是对行医不利的。但是也许沾了“神童”的名誉的光,请他看病的不少,收入颇为可观。他家里觉得叫他学医这一步走对了。

他该成家了,来保媒的一年都有几起。汪厚基看不上。他私心爱慕着高雪。

他和高雪小学同班。两家住得不远。上学,放学,天天一起走,小时候感情很好。街上的野孩子有时欺负高雪,向她扔土坷垃,汪厚基就给她当保镖。他还时常做高雪掉在河里,他跳下去把她救起来这样的英雄的梦。高雪读了初中,师范,他看她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起来。隔几天看见她,都使他觉得惊奇。高雪上师范三年级时,他曾托人到高家去说媒。

高师母是很喜欢汪厚基的。高冰说:“不行!妹妹是个心高的人,她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她要上大学。她不会嫁一个中医。妈,您别跟妹妹说!”高北溟想了一天,对媒人说:“高雪还小。她还有一年实习,再说吧。”媒人自然知道,这是一种委婉的推托。

汪厚基每天来给高雪看病。汪厚基觉得这是一种福。高雪也很感激他。看了病,汪厚基常坐在床前,陪高雪闲谈。他们谈了好多小时候的事,彼此都记得那么清楚。高雪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了。

高雪病愈之后,就在本县一小教书,她没有能在外地找到事。她一面补习功课,准备考大学。

接连考了两年,没有考取。

第三年,七七事变,抗日战争爆发,她所向往的大学,都迁到四川、云南。日本人占领了江南,本县外出的交通断了。她想冒险通过敌占区,往云南、四川去。全家人都激烈反对。她只好在这个小城里困着。

高雪的岁数一年比一年大,该嫁人了。多少双眼睛都看着她。她老不结婚,大家就都觉得奇怪。城里渐渐有了一些流言。轻嘴薄舌的人很多。对一个漂亮的少女,有人特别爱用自己肮脏的舌头来糟蹋她,话说得很难听,说她外面有人,还说……唉,别提这些了吧。

高雪在学校是经常收到情书。有的摘录了李后主、秦少游的词,满纸伤感惆怅。有的抄了一些外国诗。有一位抄了一大段拜伦的情诗的原文,害得她还得查字典。这些信大都也有一点感情,但又都不像很认真。高雪有时也回信,写的也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话。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情人。

本县的小学里不断有人向她献殷勤,她一个也看不上,觉得他们讨厌。

汪厚基又托媒人来说了几次媒,都被用不同的委婉言词拒绝了。——每次家里问高雪,她都是摇摇头。

一次又一次,高家全家的心都活了,连高冰也改变了态度。她和高雪谈了半夜。

“行了吧。汪厚基对你是真心。他说他非你不娶,是实话。他脾气好,一定会对你很体贴。人也不俗。你们不是也还谈得来么?你还挑什么呢?你想要一个什么人?你想要的,这个县城里没有!妹妹,你不小了。听姐姐话,再拖下去,你真要留在家里当老姑娘?这是命,你心高命薄。退一步看,想宽一点。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呀……”

高雪一直没有说话。

高雪同意和汪厚基结婚了。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。汪厚基待高雪,真是含在口里怕她化了,体贴到不能再体贴。每天下床,都是厚基给她穿袜子,穿鞋。她梳头,厚基在后面捧着镜子。天凉了,天热了,厚基早给她把该换的衣服找出来放着。嫂子们常常偷偷在窗外看这小两口的无穷无尽的蜜月新婚,抿着嘴笑。

然而高雪并不快乐,她的笑总有点凄凉。半年之后,她病了。

汪厚基自己给她看病,亲自到药店去抓药,亲自煎药,还亲自尝一尝。他把全部学识都拿出来了。然而高雪的病没有起色。他把全城同行名医,包括几个西医,都请来给高雪看病。可是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,连一个准病名都说不出,一人一个说法。一个西医说了一个很长的拉丁病名,汪厚基请教是什么意思,这位西医说:“忧郁症”。

病了半年,百药罔效,高雪瘦得剩了一把骨头。厚基抱她起来,轻得像一个孩子。高雪觉得自己不行了,叫厚基给她穿衣裳。衣裳穿好了,袜子也穿好了,高雪微微皱了皱眉,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。厚基给她把袜跟拉平了,她用非常温柔的眼光看着厚基,说:“厚基,你真好!”随即闭了眼睛。

汪厚基到高先生家去报信。他详详细细叙说了高雪临死的情形,说她到最后还很清醒,“我给她穿袜子,她还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。”高师母忍不住,到房里坐在床上痛哭。高冰的眼泪不断流出来,喊了一声:“妹妹,你想飞,你没有飞出去呀!”高先生捶着书桌说:“怪我!怪我!怪我!”他的脑袋不停地摇动起来。高先生近年不只在生气的时候,只要感情一激动,就摇脑袋。

汪厚基把牌子摘了下来,他不再行医了。“我连高雪的病都看不好,我还给别人看什么?”这位医生对医药彻底发生怀疑:医道:“没有用!骗人!”他变得有点傻了,遇见熟人就说:“她到最后还很清醒,我给她穿袜子,她还说左边袜跟没有拉平……”他不知道,他已经跟这人说过几次了。他的眼光呆滞,反应也很迟钝了。他的那点聪明灵气已经全部消失。他整天无所事事,一起来就到处乱走。家里人等他吃饭,每回看不见他,一找,他都在高雪的坟旁坐着。

高先生已经死了几年了。

五小的学生还在唱:西挹神山爽气,东来邻寺疏钟……

墓草萋萋,落照昏黄,歌声犹在,斯人邈矣。

高先生在东街住过的老屋倒塌了,临街的墙壁和白木板门倒还没有倒。板门上高先生写的春联也还在。大红朱笺被风雨漂得几乎是白色的了,墨写的字迹却还很浓,很黑。

辛夸高岭桂,未徙北溟鹏。

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于青岛黄岛

明伦堂是孔庙的正殿,供着至圣先师的牌位。

把城中妓女加以品评,定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、一甲、二甲,在小报上公布。谓之“花榜”。嫖客中的才子同时还写了一些很香艳的诗来咏这些“花”。

请客的单子,上面开列了要请的客。被请的人如在自己的名字下写“敬陪末座”或一“知”字,即表示准时赴席;写一“谢”字是表示不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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